佘祥林冤案引发若干国家司法立法问题 令人深思
●佘祥林案情回放
1994年4月11日，湖北省京山县雁门口镇吕冲村堰塘发现一具无名女尸。县公安局经过排查，认为死者为张在玉，其丈夫佘祥林有故意杀人嫌疑。同年10月，佘祥林被原荆州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死刑。佘祥林上诉后，湖北省高院认为此案疑点重重，发回重审。1998年6月15日，经市、县两级政法委协调，京山县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佘祥林有期徒刑15年。
今年3月28日，“被杀”的张在玉突然返回家乡，此时佘祥林已服刑11年。
佘案详情，请见本报4月7日法治版报道《愚人节这天，他“无罪出狱”》。
无辜蒙冤坐了11年大狱的佘祥林，终以“死妻”再现证明了自己的清白。这样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悲剧，促使我们回头反思一下由此案引发的若干问题。
反思“命案必破”
多年来，在政法工作中存在着“重打击，轻保护”的倾向，突出的表现是“怕漏不怕错”，强调“严厉打击”但对防止冤错重视不够。破案率的高低，往往成为考核各级领导和主管部门政绩优劣的关键。对于某些影响重大的恶性案件，上级领导往往会“限期破案”。
近几年又进一步提出“命案必破”，这就给刑侦部门带来了巨大压力。命案一旦告破，则立功授奖，皆大欢喜，也就证明了你是称职的领导；命案破不了，那就表明你工作不负责任或者没有能耐，一票否决，甚至会丢了“乌纱帽”。提出“命案必破”的初衷，无非是要求高度重视对故意杀人等恶性案件的侦破，本意并不错。但是，真理跨越一步就会变成谬误，这一口号蕴含着极大的危险。
同其他刑事案件相比，杀人案件较容易侦破。这是因为杀人案件必然会留下许多证据———有被害人的尸体；有犯罪现场；有血迹、血衣或其他痕迹；有杀人所用的凶器，等等。再者，由于杀人案件影响较大，公安机关也舍得投入精力去侦破，因而杀人案的破案率通常会高得多。
但是，由于主客观诸多因素的影响，必定会有一部分命案难以侦破。国内外的刑侦实践表明，对命案能够达到70％—80％的破案率，就是了不起的成绩，“命案必破”是一种不切实际的过高要求。
达不到这种硬性的指标怎么办？直接的后果就会导致两种情况：一是“不破不立”，形成一部分隐案、黑案；二是虚报战功———只要抓到一个犯罪嫌疑人，就要其认罪。只要招认了就算破了案，对上、对外都能交账。在这种功利主义的驱动下，出现冤假错案就在所难免。
如果这种硬性的考核指标和功利主义的机制不改变，类似的冤案即使不发生在佘祥林身上，也可能发生在王祥林、李祥林身上。
刑讯逼供与指供、诱供的危害
从佘祥林提供给媒体的申诉材料看，在他被刑警队扣押后，审讯持续了10天11夜，一天只吃两顿饭，不让喝水，不让睡觉。申诉书列举了刑讯逼供的几个场景，尽管具体情节还有待进一步证实，但可以确信，佘祥林肯定被实施了刑讯和指供、诱供。要不然好端端的一个无辜青年，怎么会招认杀人？
刑讯逼供，就是对被讯问者施以肉刑或变相的体罚，逼使其承认被指控的罪行。如在本案中连续10天11夜的“突击审讯”，由两队警察轮番上阵实行疲劳轰炸，施加一个人无法承受的肉体痛苦和精神折磨，使被拷问者陷于极度疲劳、极度困乏和极度恐惧中，使其产生一种生不如死的感觉，屈从拷问者的意志，承认原本并未犯过的“罪行”。
指供、诱供，则是在所提问题中包含着希望得到的回答，诱使被讯问者“顺杆爬”。被讯问者在神志不清、迷迷糊糊的状态下，采用这种讯问方式会迅速见效，几乎是想要什么就能得到什么。而一旦招供，讯问者又会进一步确信他就是罪犯。其思维逻辑是：如果你没有罪，怎么会交待出那么多细节？殊不知这些所谓“细节”，正是由讯问者诱导而逼使无辜者复述出来的。无辜者一旦屈打成招，便掉进了无底深渊，那可真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。
在佘祥林“杀妻”案中，当年荆州地区中级人民法院正是以这种屈打成招的、完全不可靠的口供作为主要证据，一审判处了佘祥林死刑。
古今中外的无数实例证明：几乎所有的冤假错案，都是由严刑拷打造成的，刑讯逼供和指供、诱供是造成冤假错案的总祸根。
问题的严重性在于：迄今许多警察对严禁刑讯逼供的政策与法律规定还当作耳旁风，甚至提出种种说词，认为“刑讯逼供有必要性和合理性”、“对犯罪分子决不能心慈手软”。正因为如此，刑讯逼供才屡禁不止。直到如今，一些执法部门对刑讯逼供的严重危害还缺乏清醒的认识，纠正的决心不大，措施不力，它与严格、公正、文明执法与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相距甚远。